他与关照过他的警卫人员和狱警匆匆告别。下午15点过，他乘车离开别墅。在临近大门的地方，车慢慢停下来，他开始朝监狱大门走去。当他看到数百名摄影记者和数千名满怀希望的人簇拥在大门外时，他感到震惊，有点紧张：“我发现，我们没有做好应付要发生的这一切的准备。”当一个电视台记者把一个长长的、黑糊糊的物体对着他时，他情不自禁后退了一步，他的妻子温妮告诉他，那是麦克风。

重获自由的曼德拉已71岁，他在开普敦发表了出狱后的第一场演讲。他向人群举起拳头，人群中发出巨大的欢呼声。他高喊：“Amandla!”（政权！）他们应和：“Ngawethu!”（属于我们！）“非洲！”他又喊。“Mayibuye!”（再回来！）人群随他应和。这一声音与他入狱前在叛国罪法庭审判席上发出的呼喊跨时空地重叠在一起，恍若隔世。

1990年2月14日，获释的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与支持他的民众在一起。

从科萨族的部落王室成员，到约翰内斯堡的律师，至走上反叛道路，再到切·格瓦拉式的革命与武装斗争的领袖，接着在叛国罪被告席上发表马丁·路德·金式呼唤自由与民权的演讲，其后在罗本岛等地方度过长达27年的牢狱生涯。他走出监狱、迈向自由的那一刻，殉道式的政治生涯早已使他成为大众混乱情感、欲望的化身和精神领袖。

在他身处高墙内的1/4个世纪里，世界也发生了巨变。他最初以非暴力手段反抗种族隔离制度时，南非的执政白人政党还受温和的英语白人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洗礼着黑人的政治意识，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亦鼓励着曼德拉；他转向武装斗争，领导“民族之矛”并被捕入狱时，阿非利卡白人政权正以强力和高压抵抗非洲的反殖民主义浪潮；20世纪80年代，当他感到自己将被世界遗忘，衰老、虚弱与恐惧感消磨着他的反叛意志时，美苏“冷战”正在非洲趋于缓和，西方世界不再将南非白人政府视为反共堡垒，反种族隔离渐成世界潮流，工业社会开始向消费社会转型，“低人权”优势支撑的南非政治经济体系无以为继。

政治现实复杂而冷酷。在曼德拉走出监狱时，他已经预感到，更加复杂的生活刚刚开始。尽管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常被视为和平进程，但实际上，1990到1994年，南非又历经了长达4年的腥风血雨。据估计，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有1.8万人死于派系冲突。曼德拉与拒绝放弃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白人政府之间的谈判断断续续，旷日持久地持续了数年。

1994年4月15日，曼德拉在索韦托举行的一次竞选造势活动上与南非大主教图图交谈。

谈判期间，南非政治舞台上的另一黑人主角——布特莱齐酋长领导的因卡塔自由党，与非国大的追随者爆发了激烈的暴力冲突。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形式上已放弃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非国大党员们，几乎已没有任何胜算再走“卡斯特罗式的道路”来获得权力了。尽管也曾受到过战友们的质疑，曼德拉始终未放弃以妥协与和解的精神推动的谈判。在一次次中断后，只能按各方推动的力量，继续往前走下去。

曼德拉之所以被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后一位“世俗的圣人”，实因他救赎式的和解妥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避免了这块土地上本已习惯的暴力冲突，避免了流血的代价。当然，这种和解妥协，在南非复杂的政治关系中，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曼德拉比他的同辈人活得长久，他漫长的生命让他不断目睹现实对他曾身处的历史所进行的修正。他曾试图以武装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但与白人武装力量的悬殊对比和世界政治的现实修正了他所选择的道路；当他身处和谈角色时，资本全球化时代已轰然而至，他试图彻底变革南非社会结构的宏大经济计划也以各种方式搁浅。

阿非利卡白人领袖接受分享政治权力的前提是，拒绝任何激进的经济重组和对土地、财富的重新分配；而全球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金融、商界领袖，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国有化。曼德拉于是主动回应了作为少数派的白人对其自身权利的担忧。在政治体制谈判上，非国大实现了黑人政治权利和建立民主国家的愿望，但作为交易，基本保留了少数白人的经济利益，这一制度安排，也成为后来新南非转型困境的矛盾渊源。

1994年，曼德拉当选总统时，三名当年的监狱看守受邀出席了他的就职典礼。曼德拉向来宾介绍这三人，并向他们致敬。曼德拉说：“当你迈向自由时，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你仍在牢笼之中。”他还说：“勿让他人成为自己的牢笼。”他通过媒体发布他与隔离政策的缔造者维沃尔德的遗孀一起喝茶的照片，从而让南非白人相信，政治变革也可以照顾他们的文化和利益。

为了弥合长期的种族隔离给南非留下的历史裂痕，他设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由图图大主教领导。委员会调查了从1960至1993年间全部的人权暴力犯罪，目的是防止此类暴行再次发生，以团结这个深陷分裂的国家。本着和解与宽恕的精神，侵犯者只要说出犯罪的政治动机，正式公开作证，委员会就可特赦他。委员会对暴行的调查以电视直播的方式曝光，当事人非常痛苦，却有助于国家远离复仇与暴力。

“真相与和解”强调的是“恢复”公正而非“报复性”公正，这与曼德拉在南非和平过渡期间所追求的政治妥协密不可分。在人类历史上，和解是个几乎无法也不曾解决的难题——正如柏林的和解教堂所象征的，要穿越“死亡地带”的逡巡道路，见证与土地的分离、民族的分离和骨肉的分离，才能到达宗教的彼岸，在“和解”之前，死亡的权势无法胜过。但曼德拉崇高的个人威望和图图大主教的宗教威望，却使他们得以平抚残酷暴行所致的创伤和复仇。

曼德拉圣人般的象征符号，就像贴在种族隔离复仇之火山口的一道符咒。他说：“我知道，许多人，特别是在人数上占少数的白人、有色人和印度人，都正在对前途感到忧虑，我希望他们放心。”他反复告诫：解放斗争不是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的斗争，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全南非人现在必须团结起来。我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种族，我们要携手并肩走向未来。”他要构建一个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新南非。

1986年，在约翰内斯堡的一个娱乐中心内，两组来自不同国际象棋俱乐部的成员正在棋盘上对决。在当时的种族隔离制度下，娱乐中心仅对白人开放，这只是经申请批准的一种特例。

而在他掌权的那一刻，骑士精神便同时隐退。总统曼德拉和他的战友们一上台，就面临一系列的紧急危机：可能爆发的右翼政变与军队叛乱，可能的资本大规模外流和经济崩溃，新成立的民族团结政府可能的失败。而关键难题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他们以保留白人经济权利作为和平的代价，换取所有南非人的政治权利的同时，经济全球化进入了加速的新阶段。

以阿非利卡白人的大型国有企业为标志的南非经济曾与世界经济体系相对独立，但现在，摆脱了国际社会对白人政权的经济制裁后，南非企业迅速私有化，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安排下，全面与国际经济体系接轨。跨国资本力量马上就以支持新南非的名义，控制了这个脆弱的国家的经济命脉。而经历了长期的殖民主义与种族隔离，南非的种族和阶级早已紧紧交织，矛盾于是变得越发尖锐。

经济学家曾将新南非比喻为双层公交车：它在向前行驶，但坐在下层的乘客却找不到通往上层的梯子。也有人将南非的经济结构比作爱尔兰咖啡：下层是黑色咖啡，上层是白色奶泡，上面撒了些黑色巧克力。全球化资本的力量，掣肘着曼德拉政府为消除多数黑人根深蒂固的经济劣势所付出的努力。

2005年3月18日，曼德拉在“46664”音乐会举办的前一天与参加音乐会的艺术家会面。

种族隔离制度的消除终结了低人权——低劳动成本优势，但也使南非在与亚洲新兴国家的出口竞争中转入相对劣势，在一些黑人能够获得更高薪水的同时，也使更多数量的黑人陷于失业。教育与专业技能培训对许多黑人家庭仍是不可支付的奢侈品，黑人家庭的失业率仍远远高于白人家庭。他们纷纷从乡村迁徙到城市，无处着落，却被消费主义的浮华和巨大贫富差距的冲击深深刺痛，犯罪变得更加猖獗。

如今如约翰内斯堡这样的大都市仍然呈现着尖锐的矛盾和分裂：它是比一些欧美城市更华丽、秩序更井然、市容更整洁的都会，也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恐怖之都，失业率高达40%。在南非，有最美的自然公园和最奢豪的太阳城，而贫穷失序的索韦托贫民窟毫无根本改变，依然触目惊心。

而另一种角度，随着黑人获得政治权利，南非政府推行《公平就业法》、《黑人经济振兴法案》等扶植黑人就业，原本的普通技术白人和供职于公共系统的白人受到排挤。黑人逐渐在政府与大中型企业任职，许多缺乏经验和专业能力的黑人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一些企业运作管理出现混乱。

十余年的种族平衡后，黑人已经占据了南非军政系统和公务员系统的大部分，越来越多高素质和有技术的白人被迫离职。据统计，种族隔离制度终结后，新南非约有80万到100万白人移民离开。后隔离时代，黑人对穷白人产生了“隐形歧视”，白人贫民窟也成了黑人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在南非经济活动中真正占统治地位的，是那些富裕的金融家与私营工商业企业家，他们把持着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与私有企业的高管职务，依旧凭借财富维持原本的社会地位和奢华生活。

南非东开普省古努镇是曼德拉的家乡

曼德拉的好友、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曾是种族隔离制度的反对者。她在后隔离时代的小说《贝多芬是十六分之一黑人》开篇却如此写道：“曾经，有黑人想当白人。如今，有白人想当黑人。其中奥秘没什么不同。”许多白人，在昔日种族隔离的年代，是反政府者，参与过各种违法破坏活动。现如今，他们曾反抗的已寿终正寝。

但“历史永不终结，就像生物学一样，其功用触及每个生命。十六分之一。那点点血缘也足以分离出来加以验证了。在物种的起源中，如此遥远的血缘联系能起多大作用？愿意的话，可以看看普希金，看看他那满头鬈发。那可不是时下白人男女为赶时髦而造的赝品，据说它来自埃塞俄比亚”。一场转型颠覆了身份的价值，后隔离时代，焦虑仍挥之不去。

当仅占人口不到10%的白人群体，仍掌控着南非的财富命脉，却成为政治上的少数派；而获得解放的黑人成为政治上的多数派，大多数却未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反而因隔离的消解受到贫富悬殊更真切和剧烈的冲击时，南非将如何面对现在与未来？而在曼德拉卸任总统5年后，非国大内部政治精英们的权力之争也逐渐公开化。此后10年间，贪污腐败与财务丑闻不断被捅入公众视野。

曼德拉与女儿津齐·曼德拉（中）在一起（摄于1995年）

曼德拉多次说，“我不是圣人”。但他的执政得失并未影响到他的政治声望。1999年，他在结束第一个五年的总统任期时功成身退，这反而使他的政治影响力在南非以及全世界都达到了巅峰。他由此为南非的民主制度定下了基调，但作为一个精神领袖，他却将自己分离于南非的现实。他代表着一种精神，他以这种精神而规划塑造了一个理想主义的新南非，但现实南非积累的问题却无法以他的理想主义去完美地解决。

自1999年他不再连任总统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流言传出他逝世或弥留。这些流言在人数越来越少的白人群体中发酵着恐慌，而曼德拉已经在精心策划他的离去了。8年前，他就开始为逐渐退出公共生活做打算。2005年，他不断地嘱咐他的顾问们，应该更公开地谈论他终将到来的死亡。如今，他以他的逝去，把一个南非现代化的未解之谜平稳地留给了后代。这个谜题是：多数黑人的政治权利如何实现经济权利，以及少数白人的政治权利如何得到保障。

【非洲诱惑】